新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回顾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发展，那些在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人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韩愈是中国思想文化中不可回避的存在。中唐时期，思想文化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点。在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相互激荡中，韩愈对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发展给出了自己的规划。他所选择的道路对中国后期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新的思想文化体系的努力和过程无疑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韩之所以在思想文化史上取得如此成就，与他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吸收是分不开的。韩愈的传记《两唐书》记载了他从小刻苦学习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学记》中也谈到了自己在学习上的勤奋:“口中不断念诵六艺，手里不断披着百家之编。记东西的一定要提要领，编词的一定要勾玄机。贪，但不捐。烧了很久的油，一辈子穷一年。”韩愈非常重视经学，把学习和研究经学作为求道和治学的基础。“三代两汉之书不敢看，圣人之志不敢守”(答李益书)。他所公认的经典序列，在《学记》中有所列举:“姚思上规，浑无涯。周燕阴泛，扭来扭去。春秋慎，左之风浮夸。怪而雅，诗正而雅。捉拿庄骚，太史公录。云相如，与异作。”对这些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他知识结构的基础。韩愈在把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和渊源，深刻理解了古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具备了独立的批判能力之后，又进一步考察了百家争鸣。“凡自唐虞来者，编简书，为江海，最高者为山，明者为日月，幽者为鬼神，精者为珠花，化为雷霆风暴，奥怪言密不透风”(《三国志》)。这拓宽了他的视野，加深了他的教育，为他的文化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韩愈接受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批判。他以儒家经典和四书五经为基础，经常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传统文化。他的学习充满了主动性，“记事者必提要领，编词者必勾玄机”。总结和勾连玄机的过程，其实就是总结、提炼、思考、理解的过程。他努力校勘、注释和解释一些古代著作，如《论语》、《管子》。百家争鸣的理论也经历了一个比较、分析、批判、吸收的过程。他的《读荀子》、《读管子》、《读仪礼》、《读墨子》等系列读书笔记，在深入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学术见解。比如读《荀子》中提出的“孟氏，谁纯谁精”；荀与杨，大醇而小瑕”；读墨子，认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互用不足为孔墨”等。，所有这些都以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提出了新的思想，并成为建立他们正统思想体系的基础。
在韩愈时代，传统文化面临严峻挑战，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面临新的选择。这种挑战来自佛教，尤其是外来的佛教。唐代的官方研究虽然仍以经学为主，但在民间和知识分子的信仰和风尚上，佛教盛行，思想文化状况与“杨朱之言，遍天下”的战国时期相似。韩愈在《史记·孟本纪》中，对汉以来儒学的衰落和佛家、佛家的盛行，表达了深深的忧虑和委屈:“汉家来时，一群儒学刚把它修补好，千疮百孔，却又乱失，其危如危，导致千钧命运，继续延宕，陷于微绝。所以，是时候在此期间唱旧释旧，招徕天下所有人跟从了。呜呜，也太残忍了！”在大海横流的大趋势下，韩愈“堵江东引，引潮起秋”。他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攻讦异端，维护正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理论上，他写出了《原道》，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批判了佛教第二派的杀国害民，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证了儒家思想形成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贡献，提出了儒家道统要与佛教新派的“教外传”相抗衡。在实践中，他批判龙麟，谏佛骨，反对佛教官方宣传。他以主潮为空为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奋斗。
韩愈虽然坚持民族文化本位，但他对佛教乃至佛教徒本身的思想和方法并不是简单的排斥。历史上关于韩愈与佛教关系的学术讨论很多，讨论的问题相当丰富复杂。韩愈与僧徒的交往是宋代以来学者们一直关注的话题。先后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的学者有:晁硕之、陈山、于文宝、朱、方回、袁枚等。其中，陈杉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在他看来，韩愈赠塔诗中，不仅没有丢掉佛家的地位，而且还有引导佛家改邪归正，归顺儒道的良苦用心。应该说，这种观点符合韩愈与僧人交往的现实。
关于韩愈与佛教关系的讨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韩愈虽无心佛学，但仍赶时髦，有意无意地受到了感染。这一理论在宋代盛极一时，叶梦得、王浩、陈山都有这一理论。国学大师陈寅恪也指出，韩愈《原说》中提出的道家学说，实际上是受了新禅宗的世系影响，是“外传”。他那种一扫章句，直指人伦的话语方法，也是受到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新禅学理论的影响。陈先生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唐宋社会文化发展的宏观把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沿着这一思路，当代学者也取得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宗祎先生的《韩愈南山诗》、谭无悔译的《赞佛》、陈的《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等，都揭示了韩愈文学创作与佛教文化之间的某种联系。
在韩愈的文化思想中，根植于传统但又关注现实的品质极为突出。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不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文献资料，而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先贤们智慧和灵性的有意义的创造，其中蕴含着文化精英们的现实关怀和智慧，所以总能给人以启迪。对于传统文化，韩愈注重其精神的融合，而不注重其内容。他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的现实，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先贤的智慧，将丰富博大的传统文化转化为具有现实意义的文化资源。因此，他往往对传统文化有新的认知视角，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符合时代要求和历史发展趋势的文化创新。
关于儒家思想的发展和传承，孟子说“每五百年必有一个国王的繁荣”。为了应对佛、道的挑战，韩愈创新性地提出了“道”的说法，强调尧、舜、禹、唐、文、吴、周公、孔子、等儒家传统，成为宋代新儒学的基础。《原道》中“指向人伦，剔除繁冗章句”的思想和方法，也与汉代至五经正义的经学方法完全不同。汉唐儒学是以五经为基础的。为了对抗佛教的心性论，韩愈关注儒家的心性论思想。他引用《礼记》中“耿直、至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以此批判佛家、老“不顾外世、不顾社稷”的学说，从而引导儒家从伦理政治的思维路径走向由内而外的修齐治和之路。《孟子》中的许阐述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韩愈在此基础上，通过古今“为民”制度的比较，批判了佛教二教的无产、无益于世，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文学方面，苏轼说韩愈写作八代开始衰落，清代刘熙载说他“成就了八代”。他的许多文学作品吸收了前代作家构思、立意、表现的元素，却呈现出具有韩愈特色的优秀作品，如《学入门》、《寄贫随笔》、《茅颖传》等。
总之，韩愈的传统文化观可以概括为:深刻吸收传统文化，理解和把握其精神，并身体力行，一生践行。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与激荡中，韩愈既坚持了民族文化的本位，又从某些方面吸收和吸纳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构建了符合时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文化体系，使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更加丰富和富有活力。这是韩愈对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也是它在当下充满现实意义的地方。
作者:杨国安(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员)
光明日报(2019年02月16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