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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乐府运动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
2、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3、中唐时期由白居易、元稹倡导的，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
4、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
5、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
6、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
7、（《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
8、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
9、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
10、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
11、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
12、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13、“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白居易。
14、他们同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15、“元白”并称，在元稹、白居易生活的那个时代即已盛行。
16、白居易序刘禹锡诗云：“予顷与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
17、…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
18、”又《旧唐书·元模传》：“稹聪警绝人，年少有才名，与太原白居易友善，工为诗，善状咏风态物色，当时言诗者称‘元、白’焉。
19、”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的主要文学活动在唐宪宗元和年问(806—820)，因而把他们创作的诗歌和仿效他们的作品统称“元和体。
20、”《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自居易相埒，天下传讽，号‘元和体’。
21、”又唐李肇《国史补》：“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元和体。
22、’”后宪宗殁，穆宗立，改年号为长庆(821—824)，白居易、元稹将自己的诗歌编辑成集，分别名《白氏长庆集》、《元氏长庆集》，故又称他们的诗作为“长庆体”。
23、所谓新乐府，是相对古乐府而言的。
24、这一概念首先由白居易提出来。
25、他曾把担任左拾遗时写的“美刺比兴”、“因事立题”的50多首诗编为《新乐府》。
26、新乐府的特点有三：一是用新题。
27、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
28、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
29、二是写时事。
30、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
31、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姑于杜甫。
32、白居易继其传统，以新乐府专门美刺现实。
33、三是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标准。
34、新乐府诗多来尝“播于乐章歌曲”。
35、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36、新乐府运动由于前有杜甫开创的传统，后有元结、顾况继其事，张籍、王建为先导，到了“元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一整套理论，加之元、白诗才盖世，写作了大量新乐府诗歌，给当时以极大影响，使这一伟大的文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
37、《师友诗传续录》载：“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创为新乐府，亦复自成一体。
38、”新乐府运动在贞元，元和年间与韩柳古文运动相继磅礴于文坛，有着共同的社会原因。
39、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
40、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
41、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42、”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
43、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44、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
45、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
46、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47、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
48、《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
49、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
50、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1、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52、”“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53、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54、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
55、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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